【明報專訊】逐光而行，擁抱美好事物，大概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那種難以言喻的幸福感，讓人感到完整滿足。鄧緯榮透過大自然治癒自己，在旅途中領悟交流的樂趣，更成立社會企業，鼓勵年輕人。他更不單滿足個人的興趣和好奇心，更願意將動力和能力帶給他人，分享快樂。
成長期自卑 以「觀眾」身分過活
80後的鄧緯榮（Bird）在廣東番禺農村出世，從小通山跑，自由自在。一直到6歲，才跟媽媽來香港定居，住進父親在牛頭角上邨的小單位。那年代，不少人移居香港是為了改善生活，但對Bird來說，卻是煩惱和無助的開始。
「爸爸受傷失去工作能力，全家依靠綜援生活。」居住地方狹小，期望與現實的落差，是父母經常吵架的原因。1992年，媽媽生下妹妹，患上產後抑鬱症。「伴隨而來是她多年的情緒病，這是個影響一家人的疾病。」Bird平靜的說。自此，媽媽經常進出醫院，妹妹交由保良局照顧，而他則在明愛的託管服務下度過小學時期。「我很感恩，那裏解決我的一日三餐，還有其他孩子做玩伴，姑娘就管理紀律和輔導。」
硬件的基本需要得以解決，但成長期的情緒起伏卻不好排解——自卑、逆來順受，生活似是沒有出路，年幼的他無法理解父母在面對困境時的軟弱。「猶記得當年學校舉辦小提琴班，樂器和學費已有資助，但家長不簽字就沒得學。」他唯有寄情觀看紀錄片，特別是National Geographic和Sir David Attenborough（BBC自然科學節目知名主持）講述大自然的節目。「生物世界即使弱肉強食，但仍然美麗，能讓人放任地欣賞。為了看電視，我不惜和爸爸爭奪遙控器。」對大自然的渴慕，植根在Bird的腦海之中。
升上中學，母親持續住院，父親在他中四時離世。Bird在一間Band 3學校讀書，成績雖然不錯，卻跟同學關係疏離，又追不到女仔。「那時的我，根本就是一個失魂落魄的廢青！」生活裏無甚依靠，中學時期的他決定採取「純理性」的生活態度，切割個人情感，抽離地旁觀世界，以「觀眾」的身分過活。「那是我面對現實時，最有利自己的安全做法。」他微微苦笑，語氣帶點無奈。
良師鼓勵 背包行消化坎坷經歷
喜歡思考的Bird一直執著於尋找生存的目標和意義，他閱讀不少探討哲學和人性的書籍，收聽李天命的演講節目，慢慢地領悟到，即使從理性出發，哲學仍以感性為終點，而光明，往往於最黑暗之處透現，例如戰爭殘酷，但總有彰顯人性光輝的故事。高中時一次「出貓」事件，任教生物兼班主任的袁老師意外得悉Bird的家庭狀况，鼓勵和推薦他出任班長和學生會會長，也間接令Bird對生物科產生興趣。2003年，他入讀香港科技大學生物系。
升讀大學後的Bird，活得豁然開朗。「我終於有話事權和能力掌握個人前途，更有自由嘗試自己感興趣的事情，彌補過去被壓抑的生活。」畢業後，他以backpack形式在西藏逗留了20日。「對我來說，旅行是一種釋放情緒的減痛方法。」他解釋，背包行毋須花費太多，既可滿足對世界的好奇心，亦能消化過往的坎坷經歷。參加工作營，在陌生地方接觸不同文化，體驗相異的處事方式，令他得到一種「我存在，所以我快樂」的滿足感。
工作上，Bird曾做過學校文職和代課，覺得「為人師表」適合自己發展，於是一邊進修教育文憑，一邊累積教學經驗；他在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覓得教席，教授環境教育。「面試之後，我已決定若獲聘，一定會搬入長洲！」一般人或許覺得離島偏遠、交通不便，但Bird卻視之為世外桃源。「那裏舒服得很，每天踏着單車沿海返工，近距離感受大自然，這樣生活實在夢幻得不得了。」
環境影響心境，工作穩定、薪酬不錯，有養家和儲蓄的能力，放假時還可旅行，昔日在Bird心裏的鬱悶陰霾日漸遠離，從前自卑孤癖的他，變得自信健談。09年，他和朋友在香港成立推廣國際義工服務的工作營聯絡點。「長洲這個好地方，不但養育了我，也孕育『VolTra義遊』這個組織。」
放棄穩定教職 推動國際義工服務
「我們8個年輕人走在一起，每人投資1000元，登記註冊VolTra為社團。」Bird說當初機構似是一群大學生「上莊」，各人貢獻自己的專長和公餘時間，義務處理和聯繫工作營的事務。他們和「亞洲志願服務發展協會」（Network for Voluntary Development in ASIA, NVDA）成為合作伙伴，對方不但慷慨分享經驗，還介紹曾參加workcamp的香港人給他們認識。「直至機構成立第三年，正式取得慈善團體資格後，我們才有第一個全職員工。」Bird說。
VolTra是一個連接國際及本地義工的平台，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伙伴聚在一起完成項目；參加者可從過百個國家約4000個工作營挑選自己感興趣的範疇，當中包括環境保護、文化節慶等。「例如海龜保育要負責留守海灘，靜候牠們下蛋；如果是嘉年華活動，則多要整天工作，負責跑腿接待等。」
數年下來，機構發展順利，在年輕群體闖出名堂，逐漸為人所識。從全義工主導，到加入受薪員工，Bird慢慢發現「上莊」模式未能應付發展需要。理事們各自有其人生發展，團隊難以維繫。「試想想，一個全職員工如何應付得了一群兼職老細呢？商界公司來洽談合作，也會考慮我們有沒有足夠能力應付他們的期望和需要吧。」Bird分析道。「背負着別人的期望，大家覺得有責任要做好，要玩得好認真。」機構陷入樽頸，若要繼續發展，要有人挺身而出，以決策者身分帶領團隊；但理事們皆有全職工作，當時機構也沒有資源聘請多一名全職員工，誰能擔當如此重任？
2014年，Bird的教職生涯踏入第六年。「坦白說，老師發展比較局限。」他說。「我好奇心強，太安逸的生活會消耗自己，再下去我開始覺得重複沉悶。」Bird思考和計劃人生其他的可能，最後，他決定辭任教職，為自己安排一回gap year，先往日本旅行，在當地的友好機構job shadowing（影子實習），再回到香港，義務出任VolTra的行政總監。
既有家庭負擔，放棄前景安穩的工作，不覺得犧牲和可惜？「我預備好足夠兩年的家用和個人開支才辭職，自己起步點低、開支少，更加沒那麼多顧慮。」他笑着說。「既然有機會發展自己的興趣和熱情，不去嘗試才是最蝕本吧！」接手掌舵這盤「生意」，他期望自己能成為同行者一個參考，鼓舞他們突破社會枷鎖，嘗試和創造生活中各種可能。至於創業途中遇上的困難和不如意，「如何艱難也不及小時候長期處於虛無混沌、事事不確定的狀態般『陰功』」，他淡淡然道。
發展至今，VolTra已是一間擁有7名受薪員工（包括Bird在內）、十多位義務活動統籌的社會企業；團隊曾為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和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安排海外義工服務，遠赴波蘭探訪低下階層，實踐一趟「矛盾之旅」；亦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租用辦公室，開展更深入的項目，鼓勵年輕人透過遊歷世界滿足好奇心之餘，將感動轉化成行動，自發開展社區項目，延續義工旅遊的精神。
來年2月，機構將在香港舉行國際會議，連結亞洲區內的義工服務組織。對於未來，曾在長洲住了8年的Bird，在練習滑浪風帆的過程裏學懂順應大自然生活，「順着風勢，借力而行。順風行快點，逆風就慢點吧」。
■Profile
鄧緯榮Bird Tang
80後，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生物系，曾任中學教師6年。「VolTra義遊」創辦人，現為該機構的行政總監，致力結合義工與旅遊，推動國際義工服務。2015年，獲香港青年協會頒發「香港青年服務大獎」。
文﹕陳芷寧
圖﹕馮凱鍵、受訪者提供
編輯：梁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