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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自從港交所去年實施修訂版《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指引》後，不少企業開始關注這方面的議題，紛紛舉辦ESG講座和與不同社企合作。從事廢物再造、以再生木及其他材料製造家俬及擺設的社企木一番便因此受惠，吸引不少大企業如Citibank、香港空運貨站Hactl及希慎（0014）合作。

社企木一番由鄧慧玲及黃明慧於2013年創立，旨在把「廢物」升級再造（Upcycling），轉化成具價值及質素的產品。木一番會接受公司、餐廳及公眾的訂單，每件產品均是度身訂做，下單後，貨品會視乎複雜程度及數量，大概需要4至8星期來製成。

創辦人兼項目經理鄧慧玲表示，木一番的家俬主要以實木地板製成，因為公司工場的位置不大，實木地板是平面，可以疊在一起，方便儲存。公司回收的實木地板，會先經過去除蠟面和打磨等工序，之後才可以製成家俬，儘管使用舊木比新木製造家俬更花功夫，惟舊木較為穩定，不易變形，是適合製造家俬的好材料。鄧慧玲說：「舊木是靚木，較少受天氣影響，避免出現冷縮熱脹的現象，而且我們的木材是實木，很少被蟻蛀。」

舊木不易變形 適合製家俬

不少公司和市民會把實木地板捐給木一番，現時公司的木材供應量充足，鄧慧玲指雖然家具的木板是可以重用，但是因為公司的木板已經預先在工場中央處理，故不建議市民捐贈自己家中的木材來做家具，「如果有客人捐木椅子，可能要在工場放置數年才會被重新改造。」而衣櫃和書架這些家具可能只是貼了木皮的膠板，很大機會不是實木。

由於公司產品由回收木製成，設計上有不少限制，加上產品度身訂做，沒有樣版讓客戶參考，在製造過程中，需要不時跟客戶商討。鄧慧玲表示部分回收木地板會有坑紋，有的客戶會覺得是產品特色，有的客戶會覺得容易藏污納垢，不便清潔。她透露最近公司與護膚品店Lush合作，為其分店設計陳列櫃，不過，公司所選用的每塊木塊厚度需達20毫米，而木一番的實木地板厚度只有15毫米，使她與團隊成員十分煩惱，最後決定使用夾板的方式，來增厚木板。

不少人都認為公司冠上「社企」光環，會有助爭取更多收入。可是，鄧慧玲卻認為木一番背負着社企標籤，會限制公司的客源，很多客人都會覺得公司只有再生木的產品，其實公司亦有出售梳化和鐵椅，甚至會承接室內設計項目。「客人跟我們做生意，最重要的是準時交貨，不會因為是社企而有太大的優勢」，她自己只是把木一番當成一盤生意去做，公司亦要面對同業的競爭。

社企標籤反限制客源

鄧慧玲指很多客人只要想要簡單和廉價的家具，他們會覺得為甚麼市面的家具這麼便宜，木一番的產品是用回收木造成，定價卻較高。她只好逐一向客人解釋，因為連鎖店和網購店的家具是大量生產，木一番則是度身訂做。同時，在外面買實木家具是相當昂貴，而木一番的定價是比較「貼地」，她稱「不少家俬用蔗渣板製成，外表看上去新淨，但不耐用，一兩年便會壞。」此外，木一番的工場設於本港，月租三萬多，佔了公司每月開支兩成多，更增加了生產成本。

木一番獲私人基金以及民政事務總署舉辦的伙伴倡自強計劃資助，但因為公司接單不定時，暫未能收支平衡，鄧慧玲坦言：「好難收支平衡，一年大概有數個月可以做到。」公司旺季是年尾及農曆新年前，因為市民多會選擇在這些時候裝修，除舊迎新。她覺得香港人對再造木產品的接受程度高，然而他們往往會因為價錢卻步。

縱使創業不易，但鄧慧玲未想過放棄，「創業需要一些前期投入的時間，現時公司已經開始有收成，有不少回頭客及大企業光顧。」木一番剛成立時，希慎向他們捐贈了一噸多從重建項目拆卸出來的松木。近期，木一番利用該批木材，為希慎廣場設計「木啫喱櫈」。鄧慧玲透露木一番將會在聖誕節前增設將軍澳寄賣點，放置家俬樣本，客人可預訂產品。另外，她指木一番會於港鐵南昌站開設實體店，大概會在明年二月開店，現時店舖仍在裝修中。

明報記者 鄺月婷

[社企新天地]

【明報專訊】逐光而行，擁抱美好事物，大概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那種難以言喻的幸福感，讓人感到完整滿足。鄧緯榮透過大自然治癒自己，在旅途中領悟交流的樂趣，更成立社會企業，鼓勵年輕人。他更不單滿足個人的興趣和好奇心，更願意將動力和能力帶給他人，分享快樂。

成長期自卑 以「觀眾」身分過活

80後的鄧緯榮（Bird）在廣東番禺農村出世，從小通山跑，自由自在。一直到6歲，才跟媽媽來香港定居，住進父親在牛頭角上邨的小單位。那年代，不少人移居香港是為了改善生活，但對Bird來說，卻是煩惱和無助的開始。

「爸爸受傷失去工作能力，全家依靠綜援生活。」居住地方狹小，期望與現實的落差，是父母經常吵架的原因。1992年，媽媽生下妹妹，患上產後抑鬱症。「伴隨而來是她多年的情緒病，這是個影響一家人的疾病。」Bird平靜的說。自此，媽媽經常進出醫院，妹妹交由保良局照顧，而他則在明愛的託管服務下度過小學時期。「我很感恩，那裏解決我的一日三餐，還有其他孩子做玩伴，姑娘就管理紀律和輔導。」

硬件的基本需要得以解決，但成長期的情緒起伏卻不好排解——自卑、逆來順受，生活似是沒有出路，年幼的他無法理解父母在面對困境時的軟弱。「猶記得當年學校舉辦小提琴班，樂器和學費已有資助，但家長不簽字就沒得學。」他唯有寄情觀看紀錄片，特別是National Geographic和Sir David Attenborough（BBC自然科學節目知名主持）講述大自然的節目。「生物世界即使弱肉強食，但仍然美麗，能讓人放任地欣賞。為了看電視，我不惜和爸爸爭奪遙控器。」對大自然的渴慕，植根在Bird的腦海之中。

升上中學，母親持續住院，父親在他中四時離世。Bird在一間Band 3學校讀書，成績雖然不錯，卻跟同學關係疏離，又追不到女仔。「那時的我，根本就是一個失魂落魄的廢青！」生活裏無甚依靠，中學時期的他決定採取「純理性」的生活態度，切割個人情感，抽離地旁觀世界，以「觀眾」的身分過活。「那是我面對現實時，最有利自己的安全做法。」他微微苦笑，語氣帶點無奈。

良師鼓勵 背包行消化坎坷經歷

喜歡思考的Bird一直執著於尋找生存的目標和意義，他閱讀不少探討哲學和人性的書籍，收聽李天命的演講節目，慢慢地領悟到，即使從理性出發，哲學仍以感性為終點，而光明，往往於最黑暗之處透現，例如戰爭殘酷，但總有彰顯人性光輝的故事。高中時一次「出貓」事件，任教生物兼班主任的袁老師意外得悉Bird的家庭狀况，鼓勵和推薦他出任班長和學生會會長，也間接令Bird對生物科產生興趣。2003年，他入讀香港科技大學生物系。

升讀大學後的Bird，活得豁然開朗。「我終於有話事權和能力掌握個人前途，更有自由嘗試自己感興趣的事情，彌補過去被壓抑的生活。」畢業後，他以backpack形式在西藏逗留了20日。「對我來說，旅行是一種釋放情緒的減痛方法。」他解釋，背包行毋須花費太多，既可滿足對世界的好奇心，亦能消化過往的坎坷經歷。參加工作營，在陌生地方接觸不同文化，體驗相異的處事方式，令他得到一種「我存在，所以我快樂」的滿足感。

工作上，Bird曾做過學校文職和代課，覺得「為人師表」適合自己發展，於是一邊進修教育文憑，一邊累積教學經驗；他在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覓得教席，教授環境教育。「面試之後，我已決定若獲聘，一定會搬入長洲！」一般人或許覺得離島偏遠、交通不便，但Bird卻視之為世外桃源。「那裏舒服得很，每天踏着單車沿海返工，近距離感受大自然，這樣生活實在夢幻得不得了。」

環境影響心境，工作穩定、薪酬不錯，有養家和儲蓄的能力，放假時還可旅行，昔日在Bird心裏的鬱悶陰霾日漸遠離，從前自卑孤癖的他，變得自信健談。09年，他和朋友在香港成立推廣國際義工服務的工作營聯絡點。「長洲這個好地方，不但養育了我，也孕育『VolTra義遊』這個組織。」

放棄穩定教職 推動國際義工服務

「我們8個年輕人走在一起，每人投資1000元，登記註冊VolTra為社團。」Bird說當初機構似是一群大學生「上莊」，各人貢獻自己的專長和公餘時間，義務處理和聯繫工作營的事務。他們和「亞洲志願服務發展協會」（Network for Voluntary Development in ASIA, NVDA）成為合作伙伴，對方不但慷慨分享經驗，還介紹曾參加workcamp的香港人給他們認識。「直至機構成立第三年，正式取得慈善團體資格後，我們才有第一個全職員工。」Bird說。

VolTra是一個連接國際及本地義工的平台，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伙伴聚在一起完成項目；參加者可從過百個國家約4000個工作營挑選自己感興趣的範疇，當中包括環境保護、文化節慶等。「例如海龜保育要負責留守海灘，靜候牠們下蛋；如果是嘉年華活動，則多要整天工作，負責跑腿接待等。」

數年下來，機構發展順利，在年輕群體闖出名堂，逐漸為人所識。從全義工主導，到加入受薪員工，Bird慢慢發現「上莊」模式未能應付發展需要。理事們各自有其人生發展，團隊難以維繫。「試想想，一個全職員工如何應付得了一群兼職老細呢？商界公司來洽談合作，也會考慮我們有沒有足夠能力應付他們的期望和需要吧。」Bird分析道。「背負着別人的期望，大家覺得有責任要做好，要玩得好認真。」機構陷入樽頸，若要繼續發展，要有人挺身而出，以決策者身分帶領團隊；但理事們皆有全職工作，當時機構也沒有資源聘請多一名全職員工，誰能擔當如此重任？

2014年，Bird的教職生涯踏入第六年。「坦白說，老師發展比較局限。」他說。「我好奇心強，太安逸的生活會消耗自己，再下去我開始覺得重複沉悶。」Bird思考和計劃人生其他的可能，最後，他決定辭任教職，為自己安排一回gap year，先往日本旅行，在當地的友好機構job shadowing（影子實習），再回到香港，義務出任VolTra的行政總監。

既有家庭負擔，放棄前景安穩的工作，不覺得犧牲和可惜？「我預備好足夠兩年的家用和個人開支才辭職，自己起步點低、開支少，更加沒那麼多顧慮。」他笑着說。「既然有機會發展自己的興趣和熱情，不去嘗試才是最蝕本吧！」接手掌舵這盤「生意」，他期望自己能成為同行者一個參考，鼓舞他們突破社會枷鎖，嘗試和創造生活中各種可能。至於創業途中遇上的困難和不如意，「如何艱難也不及小時候長期處於虛無混沌、事事不確定的狀態般『陰功』」，他淡淡然道。

發展至今，VolTra已是一間擁有7名受薪員工（包括Bird在內）、十多位義務活動統籌的社會企業；團隊曾為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和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安排海外義工服務，遠赴波蘭探訪低下階層，實踐一趟「矛盾之旅」；亦得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租用辦公室，開展更深入的項目，鼓勵年輕人透過遊歷世界滿足好奇心之餘，將感動轉化成行動，自發開展社區項目，延續義工旅遊的精神。

來年2月，機構將在香港舉行國際會議，連結亞洲區內的義工服務組織。對於未來，曾在長洲住了8年的Bird，在練習滑浪風帆的過程裏學懂順應大自然生活，「順着風勢，借力而行。順風行快點，逆風就慢點吧」。

■Profile

鄧緯榮Bird Tang

80後，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生物系，曾任中學教師6年。「VolTra義遊」創辦人，現為該機構的行政總監，致力結合義工與旅遊，推動國際義工服務。2015年，獲香港青年協會頒發「香港青年服務大獎」。

文﹕陳芷寧

圖﹕馮凱鍵、受訪者提供

編輯：梁小玲

電郵：lifestyle@mingpao.com

【明報專訊】特首林鄭月娥在7月初公布36億元教育新資源，當中首次為輕度至中度智障兒童學校、視障兒童學校和聽障兒童學校提供二級職業治療師（簡稱OT 2）。然而開學數月，全港合資格的特殊學校中，最少六成學校仍未聘得駐校OT 2。不少校長反映職業治療師人手短缺，加上教育局開設的職位只屬二級，欠缺晉升機會，批政策有明顯缺陷。教育局未有回應會否相應檢討，僅指學校可凍結職位轉領現金津貼來招聘臨時人手。

最少六成校無全職

教育局表示，沒有蒐集相關學校聘用情况的數據。本報向全港34間相關特殊學校查詢聘請全職OT 2的情况，回覆的學校當中，22間指仍未能聘請全職OT 2，僅得6間成功聘請（其中一間因治療師來自台灣，尚未通過本地認證，學校以津貼聘用）。屬輕度智障兒童學校的匡智翠林晨崗學校，校長霍俊榮表示，由8月開始招聘OT 2，至今仍未有人應徵，情况「前所未見」。霍俊榮表示市場對全職職業治療師需求大，而人手有限，加上OT 2在工作數年後可升為薪金較高的一級職業治療師（OT 1），局方提供的職位並不吸引。

校長﹕奇怪政策極大漏洞

他解釋，具有豐富經驗的職業治療師不會應徵，「即使有OT 2應徵，因政策沒有晉升機會，他（職業治療師）工作數年便會離開找尋條件更好的OT 1職位」。霍無奈指政策原是善意，現時卻「起不了有效作用，是一個奇怪政策，浪費原有目的，明顯是有缺陷及有極大漏洞，亦沒有持續性」。

按教育局提供資料顯示，OT 2薪級點為第14至24點，即27,485元至44,415元；OT 1薪級點為第25至34點，即46,445元至67,270元，兩者薪金相差18,960元至39,785元不等。局方指容許校方凍結職位轉領現金津貼，以便招聘臨時人手或購買相關服務。

輕度智障兒童學校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校長朱啟文指出，學校未能請到駐校OT 2。他指學校將職位凍結轉取津貼，現正購買服務，職業治療師一星期來校3天為學生提供訓練。朱期望教育局能檢討政策，「（OT 2）若是過渡性政策尚可以接受，但長遠希望可將職位提升至OT 1」。

一級二級薪金可差近4萬

特殊學校議會主席沈少芳指出，大部分準職業治療師畢業後會在醫管局工作，「培訓及條件也好點」，其餘則選擇投身不同社福機構。沈無奈指教育局提供的職位及學校的環境欠缺吸引，「剛畢業的準職業治療師需要由較高級的職業治療師監督一年才能獨立工作，學校根本提供不了……有一點經驗的，當他可以當OT 1，便會在外尋找相關職位，他們在學校的時間不會長」。沈少芳坦言學校及局方未曾預料會出現沒人應徵的情况，反映政策有問題，透露1月將與局方會面，討論相關問題。

明報記者 王丹麟

【明報專訊】香港的填鴨式教育制度一直為人詬病，學校着重操練，學生功課量大，老師亦要花很多時間批改作業。為了改變操練文化，本地初創企業Find Solution AI研發了人工智能（AI）學習軟件4 Little Trees，以提升學生學習效率，同時降低老師的工作量。

Find Solution AI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林苑莉有12年的教學經驗，她表示自己教導學生時，是透過觀察學生的表情，來推斷他們是否明白書本內容，「無論是補習社、學校或學習軟件，都只能猜測學生是否明白，若到公布考試成績時才發現（學生不懂），已經太遲。」此外，老師授課需要面對多名學生，難以根據每位同學的情况來因材施教，故她希望將科技應用於教育層面，為學生「Find their own solution（尋找適合其個人的學習方式）」，這也是公司名字Find Solution AI的含義。

林苑莉在2011年創立FS Education Centre（富成教育中心），在2016年中心把科技團隊分拆出來，成立Find Solution AI，並於同年推出AI學習軟件。她指分拆是因為補習社的日常工作與科技團隊的工作有很大分別，加上人工智能技術可應用於多個行業，例如老人醫療、企業管理，甚至是B2C（企業對顧客）業務。她覺得分拆後，除了方便管理，也讓科技團隊有較大靈活度去做研究。公司會做補習社及軟件研發兩種業務，學習軟件會用來幫助學生學習，補習社將來會變成研究中心，公司可直接了解學生的使用情况，進一步完善軟件。

即時檢測情緒 同步調整學習模式

公司研發的AI學習軟件4 Little Trees，通過平板電腦的前置鏡頭，來檢測使用者的眼睛、面部肌肉及情緒變化，分析學生在做題目時，那一部分遇上困難，「可看到學生是在題目的甚麼地方皺眉頭，是不知道題目問甚麼，還是不懂計算。」當軟件發現學生不懂時，會給予學生提示和調低其他題目難度，並會找出適合學生的學習模式。林苑莉舉例：「某學生做題目的上限是20條，做了20條題目後，他就會很累，不願再做。」軟件便會因學生的學習模式作出調整。倘若發現學生對該課題的理解清晰，學生便不用繼續做，直接跳到下一個課題。軟件更可讓學生溫故知新，通過加插早前課題的題目，來測試學生有否忘記以往學到的知識，長時間量度學生的學習表現。

此外，軟件能夠實時分析使用者的表現，例如他們的情緒指數及專注度。老師可以知道同學解題時有甚麼地方不懂，然後集中教授那些部分。林苑莉認為不少老師因為資源不足，未能為學生量身設計教材。即使有資源，他們也不清楚適合每名學生的功課數量和教材需要微調的程度。在AI學習軟件下，老師的課堂時間可管理更好，不用批改功課，工作量大幅減少。學生也可得知自己的學習模式，有效率地學習，

「大概半年時間，學生便可提升約12%成績。」她稱由於學校考試是用來評估學生的程度，當學習軟件可以做到相同效果，學校甚至不用小測及考試。

暫只提供數學科教材

在收費方面，林苑莉表示軟件年費由數十萬至過百萬元不等，公司可以派中心導師來培訓老師、為同學作特別指導、設計教材和學習資源，收費將按學校所需和學生人數來調整。現時軟件只有提供數學科題目，但學校可以把其他科的教材輸入至程式內。

不過，使用軟件時，需要開啟前置鏡頭，或會引起侵犯私隱問題。林苑莉解釋公司在設計時已考慮到這方面，軟件不會牽涉到任何錄影，只會分析用戶的面部肌肉變化和眼睛移動，以保障用家的私隱和安全。另外，公司有跟出版社合作，提供數學教材和練習，而學校上載至軟件的教材只供學校內部使用，不會與其他用戶分享，毋須擔心版權問題。

合作中小學 冀年底拓至10間

林苑莉透露公司在研發AI學習軟件時投入了500多萬元資金，預計今年營業額大約1500萬元。公司已跟7間中小學簽約，與部分學校仍在洽談中，目前進展順利，她期望年底時公司的合作學校數目可以升至10間。

明報記者 鄺月婷

[新經濟新天地]